在世界的教育史上 ,很少见到一所大学对另一个国家的教育像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现代中国教育那样产生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和中国有着一个多世纪的深厚渊源，近代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十世纪初的留美热潮，将无数学子的目光引向了美国。而那时众星云集的哥大师范学院更是吸引着希望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技术、寻求救国救民良方的学子来到这里求学。从哥大师范学院完成学业后归国的学子中有许多耳熟能详的文教界风云人物，像是陶行知、胡适、郭秉文、蒋梦麟、陈鹤琴、张伯苓、任鸿隽、陈裕光、罗家伦、金岳霖、冯友兰等等为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名家均毕业于此。哥伦比亚大学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的摇篮，同时也对近现代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哥大师范学院归国学子不仅将杜威、孟禄、克伯屈等人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回祖国，而且还邀请他们来到中国进行访问考察。杜威教授1914年访华2年2个月14天，足迹遍及中国14 省市，作了200 多场演讲，全面、系统、深入地介绍了其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和伦理思想。孟禄教授1913年到1941年先后14次访华，在推进中美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克伯屈教授于1927年和1929年两度访华，演讲和讨论达100多场，向中国文教界全面介绍了他的教学理论和教育思想。这些哥大师范学院归国学子还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将理论落成实践，推动着近代教育从理论引进，到建构课程再到体制完善的过程。在哥大师范学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现代教育得以“建立起中西兼收并蓄的现代教育体系，使中国教育融入了世界教育发展的主流。”而中国学子对于国内教育情况的调查研究，像是在1914年郭秉文的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1917年蒋梦麟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以及1925年陶行知（当时名陶知行）发表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学报上面的长篇报告，《1924年中国教育年鉴》，也让更多的美国教育家对中国教育有了更加细致的了解。1949年新中国成立，哥大师范学院与中国联系因政治原因戛然而止，但中国教育先驱们播种的教育理念火种却并未熄灭，而是逐步融入到新中国的教育理念和体系中，影响了几代中国人。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在邓小平的亲自指示下，1978年12月26日中国向美国派出了首批52名留学人员，当他们乘坐的飞机落地时，被美国各大电视台、报社的几百名记者拍照采访。5天以后的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随后，中国不断派出大量的留学人员，哥伦比亚大学教学员也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学生，至此，哥大师范学院与中国教育再续前缘。2000年9月，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中国教育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知名教育经济学家曾满超教授创办了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哥大中国教育研究中心是美国常春藤高校里第一所侧重于中国教育研究的学术中心。该中心秉承着杜威、孟禄、郭秉文、陶行知、胡适、蒋梦麟、陈鹤琴、张伯苓等中美教育家的思想与实践，通过学术研究、教育培训、和对外交流三方面的活动来促进美中之间的教育合作与交流。中国教育研究中心创办人曾满超教授于1975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化学工程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师从美国著名教育经济学家亨利·莱文教授于斯坦福大学念经济学硕士和教育经济学博士，开始从事教育研究。虽然远在美国求学、教书，曾满超教授始终关心中国的教育制度。他长期致力于教育财政、教育经济效率、中国教育发展和政策、国际教育比较方面的研究工作，同时积极推动中美教育方面的合作。他曾在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教育项目。从1996年至今一直担任Chines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Association名誉主席。2000年，曾满超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创办了“中国教育研究中心”，担任中心主任。2005年曾教授还获颁美国人力资源发展学院研究杰出奖，2006年被聘为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2006年在北京大学担任长江学者、2007年被授予北京师范大学荣誉教授、2009年被授予华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
在曾满超教授的指导和管理之下，中心的研究人员与中国的学者们共同合作研究，组织访问交流，举办高端培训项目，促进大学的知识创新、管理改革。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人员和国内学者在短时间内，开展进行了关于中国教育财政和资源分配，教育政策与教育公平，流动儿童教育，早期儿童教育等重要学术课题的研究，并陆续撰写、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报告。而各大中国教育研究中心还接待了许多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中国知名高校的教授、研究员和博士生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访问和交流，加强了双方学术交流、教师培训和科技合作。自2005年以来，中心还成功地为中国教育部以及广东、河北、四川、内蒙古等省市地区教育领导、大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们举办了30多期高端培训项目，帮助国内校长和教育领导者们深入学习美国教育政策和管理，用以推动美中教育界的沟通、交流与合作。曾满超教授还募集资金数百万元，资助云南省的贫困学生达5100余名，并给大学生提供奖学金，培训云南的中小学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由于曾教授对中国教育发展的突出贡献，2006年，曾教授荣获云南教育学会颁发的扶贫教育奖，中国国家教育部颁发的长江学者奖。2010年，曾教授还获得了中国教育学会和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颁发的国际学者奖。在曾教授的帮助下，更多的学子获得了教育机会，同时能够在学成之后回到家乡，继续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成为爱心和教育的传递者。在受助人写给曾教授的信中，学生提到：“对您的报答，我认为最直接的方式便是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教育更多的学生积极努力，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同时，在遇到别人有难时，尽自己的一份力。”也是依靠这样信念的传递，已经有愈来愈多的边疆少数民族女孩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成为了家乡教育事业的推动者，让星星之火已有燎原之势。100多年前保罗·孟禄教授说过，教育互相的交流和滋养是能够让我们彼此获益的。中美文化教育交流的日益广泛和深入，促进着双方对于新时代教育认识的革新、创新。也正如顾明远教授说到的：“教育是和平的种子，教育是国际理解的桥梁”。教育不仅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且可以促进不同的国家之间在思想与文化上的交流和理解，让两个文明多一些共通，少一些隔阂，在思想的碰撞中产生绚烂的成果！附“蔡燕萍博士奖学金”项目受助学子致曾教授的一封信：
素未谋面，却予我幸福人生
——致曾满超教授的一封信
敬爱的曾教授：
您好！我叫孔传英，现在是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一名高中英语教师，是您帮助过的众多学子中的一员，是您发起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蔡燕萍博士奖学金”项目的受益者。我想对您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
“春蕾计划”把即将辍学的我拉回到了高中课堂。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我顺利完成了高中学业，考上了云南师范大学，名副其实的成为了我们村寨的第一个大学生。想必家父的内心是骄傲的，喜悦的，但也是充满矛盾和迷茫的。每年3400元的学费和其他费用要到哪里凑？这样一笔费用对于15年前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太多了，多到难以承受。再加之家里的两位哥哥已各自成家，有自己的家庭责任和负担，我四年的大学费用就是雪上加霜。最后，只听到家父跟两位哥哥商量到：“先把水牛卖掉，把今年的学费交了再说。”在云南偏远山区还没用机器耕作的年代，那头牛无疑是家里的功臣，也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我清楚的记得最后那头牛卖了5000块钱，这也就够交学杂费。正当家人叹息发愁时，是您向我伸出了援手，您的爱翻过了一座座高山最终使一个贫困的边疆彝族女孩能够没有后顾之忧的、有尊严的步入了大学学堂并能够安心地沉静于知识的海洋；能像其他同龄人一样享受大学的美好时光；可以清晨醒来就能邀约二三好友一起在师大砚池旁背书；可以和其他学子一样自信、无忧无虑的畅谈，而不用每天都为我下一个月的生活费、下一年的学杂费愁容不展。
您的这笔资助对于我的人生来说是无价的。都说大学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我的大学生活将是多么暗淡，也许我不会像现在这般积极向上，热爱生活。
2010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英语教育专业的四年课程，毕业后我回到了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民族中学，成为了一名高中英语老师，尽我所能为边疆教育出一己之力。我始终铭记您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对我给予的帮助，立志尽职尽责的成为一名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您发起这个项目的初衷就是让更多的边疆少数民族女孩得到良好的教育，提高自身素质，从而发挥好辐射、带动作用。我现在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一对可爱的儿子，对您的报答，我认为最直接的方式便是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教育更多的学生积极努力，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同时，在遇到别人有难时，尽自己的一份力。2018年我加入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全民公益月捐项目；了解到自己所教学生家庭贫困，有经济困难时提供一臂之力；在微信水滴筹、轻松筹等网络公益中献出一点爱心。我深知，这些于您的慷慨无私不值一提。因此，在今后的工作生涯中，我将时刻用您的初衷鞭策我不断前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爱岗敬业，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内力，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尽力将我的学生培养成心理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良人。
最后，想真诚地跟您说一声：“谢谢您，敬爱的曾老师！”您我虽素未谋面，您却许我最美好的大学时光，您的关爱如明媚的阳光照亮了我的人生，给予我幸福美满的生活。感恩有您！祝福您和您的家人身体安康，万事如意！
受助人：孔传英
2020年1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