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近代以来的发展离不开留美归国留学生群体的贡献。是这些留学归国学子完成了中国现代学术中教育学学科从无到有的建立和初步的发展。而其中对中国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教育理念，以及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变革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如陶行知、胡适、郭秉文、蒋梦麟、陈鹤琴、张伯苓等等均和这样一所学校有着深厚的渊源，这所学校便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在1847年，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赴美留学。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回国参与发起和组织了留美幼童项目。在1872年到1875年间，清政府分四批派送出的120名幼童中，便有多位学子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其后，归国学子之一，时任赴美公使的梁诚说服了美国政府签署法案，退还了第一笔庚子赔款，创办了清华学堂并选拔了一批赴美留学生，掀起了自1909年起的赴美留学热潮。庚款留学生多数都进入了美国顶尖大学，其中有高达179人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根据一份1854-1953 年在美顶尖大学获得各级学位的中国留学生的统计，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有1834名，在当时全美名校中排名第一，其次是密歇根大学（1300名），再后是麻省理工学院（734名）和哈佛大学（647名）等。”[1]哥伦比亚大学不仅培养出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三位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胡适、马寅初；教育家陶行知、郭秉文；散文家梁实秋、徐志摩；哲学家金岳霖、冯友兰；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闻一多、潘光旦、吴文藻；外交家顾维钧、蒋廷黻；金融学家宋子文；科学家唐敖庆、姜圣阶等一大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科学先驱，更对中国教育发展有着中大的影响。在陈志科先生的专著《留美生与中国教育学》里，探讨留美生与中国大学教育学系的创建与发展部分中，有多处论及了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国生的贡献。而在教育史研究中，也有多篇文章专门论述哥伦比亚大学归国群体与中国教育学的关系。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私立大学，美国“常春藤”盟校之一，哥伦比亚大学世界闻名。前身为纽约教师进修学院的师范学院在1898年并入哥伦比亚大学，并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四所学院之一。“20 世纪初，在院长罗素（James Russell）的大力延揽下，该校师资阵容之盛堪称执世界教坛之牛耳。这里聚集了一批在世界现代教育史上成就斐然、声名显赫的大师级学者，如杜威（John Dewey）、孟禄（Paul Monroe）、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克伯屈（W.H.Kilpatrick）、斯内登（Sneedden D.）、拉格（H. Rugg）、康茨（J.S.Counts）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成为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心驰神往的教育圣地。此期来美国学习教育的中国学子亦纷纷将其视为自己留学求知、实现人生抱负的首选之校。”[2]这些中国留美学子归国后成为宣传教育思想的先行者，完成了民国时期现代学科教育学的知识理论引进、课程体制构建，让教育改革有了实用的主张和方法，得以真正的实施开来。[3]而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都有着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国学子的身影。早在1909年，第一位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中国留学生李亨便在此获得了学士学位。1914年，郭秉文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获得该院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以博士学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从1914年至1959年，在美修习教育学的中国留学生完成博士学位者共计132人，其中56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占42%之多。”[4]这些学生深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名师们的影响，对克伯屈、孟禄、杜威、施吹耳（George H. Strayer）等人的思想尤为推崇，引入的很多教育观点影响了中国近百年。[5]在哥伦比亚接受的教育，也为这些学子树立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为归国后的教育改革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宣传新思想，传播新理念，1919年，由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五个单位，共同组成新教育共进社，编辑丛书并出版月刊《新教育》。《新教育》的主编蒋梦麟、陶行知及多位编辑和主要撰稿者都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研究。[6]而从1919年创刊至1925年停刊，《新教育》共出版11卷53期，介绍了世界教育情况，成为传播国外教育大家思想的主要媒介，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教育杂志之一。此时，虽然已有新的教育方针，但学校中流行的是从日本引入的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与方法，以至于教育面貌并无根本改变。而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思想的传入和相继来华讲学的宣传，则为中国教育界带来了实用主义教育的新理论。[2]1919年4月30日，在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等人的倡议和直接推动下，美国实用主义哲学鼻祖杜威来到上海开启了2年多的讲学之路。杜威全面、系统的讲解了其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他反对传统的灌输和机械训练的教育方法，主张从实践中学习，推广调查、实验和测量的教育研究方法。他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理论影响至今。而孟禄的教育思想也为当时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和建议。孟禄是教育史学家、美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是国际比较教育领域的奠基人。他在哥大教育学院曾担任国际研究所所长，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教育交流及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他早在1913年便来到中国进行了访问。从1913年到1941年，孟禄共14次来华，“在中国教育、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迹。”1921 年，孟禄在学生陶行知、郭秉文等人的策划下，在中国进行了将近四个月的大规模教育调查，考察各类教育机构150余处，在《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中留下了他的观察思考及建议。[8]在考察过程中，孟禄还进行了多次宣讲，宣传介绍了欧美最新教育理论和改革动向，为中国教育界提供了理论支持，对于改革学制和改进中学科学教育有非常大的积极推动作用。[9]孟禄在参与1921年的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该次会议通过了“新学制草案”）期间，除了发表演讲外，还以座谈、讨论、著述多种方式对学制改革给予了具体指导。他专门发表了《对于学制改进方面之意见数则》一文，针对学制改革的目的、教育标准的制定、教师水平、高等中等及小学的修业年限、所学学科等一系列问题都有指导和建议。对于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即“六三三”学制）起到了极大的贡献作用。此外，1924年，在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孟禄、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等人的推动下，时任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决定第二次退还总计约1250万美元的庚子赔款，并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来对此款项进行保管分配和监督。孟禄担任该基金董事会的副会长长达二十年，在资金上面给予中国的教育发展非常重要的帮助。继杜威、孟禄来华讲学之后，进步主义教育家克伯屈也于1927 年访华，考察并讨论中国教育问题，讲解设计教学法（Project Method）。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国生群体和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倡导和协调下，帕克赫斯特（H.H.Parkhurst）女士、华虚朋（Carleton.Washburne）也先后来华讲授道尔顿制、文纳特卡制。据统计，在1912年至1937年期间来华的外国教育家、教育专业人士中，共计15批次外国人士中，有12批次是来自美国的教育家或教育专业人员。[8]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名师们的先进教育理念影响着这些留学学子，他们对中国留学生所成立的中国教育研究会所给予的悉心指导，让热心中国教育研究的留学生们受益匪浅。中国近代教育教育家们的到访交流进一步推动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派教育思想的传播。而以胡适、郭秉文、陶行知为代表的的归国学子则实际推动着教育思想的落地实践。蒋梦麟、胡适等对杜威哲学思想进行阐释和传播时，会刻意去辨明其与中国哲学的相似或共通之处，并自觉使用西方教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教育问题。像是陶行知提出的“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等理念便是将杜威教育主张结合本土实际的实践；陈鹤琴提出的活教育实验也是将杜威教育哲学在中国幼儿教育领域进行调适后的应用；而邰爽秋《教育调查应用表格》一书中也是将施吹耳、安革霍( N. L. Engelhart)的“小学建筑记分表” (Score Card for Elementary School Buildings)修改加工，形成 “教育调查应用表格”，应用于小学校舍测量。[10]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中国教育界培养了大批人才，并未中国近代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际建议，促进了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创新及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发展。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与哥大教育学院密不可分。随着中美建交和中国改革开放启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美教育交流不断加强，哥伦比亚大学再次迎来了大批中国留学生。2000年7月，哥大与中国教育再续情缘，在有关机构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亨利·露丝基金会等的大力支持下，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知名教育经济学家曾满超教授创办了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是美国常春藤大学第一所侧重于中国教育研究的学术中心。该中心成立至今20年，不仅开展了许多中国教育项目的研究，并陆续撰写、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报告，二十年来还邀请接待了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中国知名高校的教授、研究员和博士生到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访问和交流。还为中国地方教育部门负责人、大中小校长、骨干教师开展了30期高端培训项目。近年来，哥大中国教育研究中心还多次举办关于中国教育的国际研讨会，通过学术研究、教育培训和对外交流活动，促进中美教育的交流与合作。相信在未来，随着中美文化教育交流的日益广泛和深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还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双方也将协同探索未来教育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