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早晨6点50分，11岁的长袜子皮皮哼着歌儿洗澡，忽然对一旁刷牙的我大声说：“妈妈，这个学校真是个快乐天堂!”

她刚刚加入北京一家很小的国际学校。这个学校没有崭新的大操场和体育馆，也没有傲人的校友录，但它的老师们会每天对学生说：“你说得有道理!你很棒!”

和身边很多朋友一样，我也是中国应试教育的幸存者，虽练就一身应试本领，却花了很长时间对付教育体制的阴影。为了避免昔日重演，我先把皮皮送到一家双语学校的中国部上了几年。

不幸的是，双语学校的中国部也接受当地教委的审核，老师们的奖金还是跟本班的平均分挂钩。越是“好”老师，越容易对孩子们施展各种小型恐吓、侮辱或者冷落，逼迫他们完美地完成每次作业和考试。家长的求情只会让情况更糟，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尽力配合考试机器，否则就是在砸学校的牌子。如果家长心疼孩子睡眠不足，帮着抄写课文，被老师发现笔迹不符，孩子会被罚抄几十遍。

大环境造就的丛林法则，很难辩出个终极对错，不过当中的囚徒都摸索着各自寻找出路。一个中国顶级学府的毕业生告诉我，为了绕过国内残酷的高考，一些中国学生的家庭甚至选择移民非洲小国，然后让孩子以非洲考生身份回来考国内名校的留学生考试。他告诉我：“留学生考试比国内高考容易多了。所以你现在去看有些名校的留学生部，有些院系非洲学生的毕业合影，几乎都是中国脸。”

不过，落在我这个骆驼妈妈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却跟考试分数没有直接关系。

2011年7月1日前夕的周末，我带皮皮出去逛街。高兴起来，决定晚上不回家吃饭。那是夏季一个迷人的傍晚，华灯初上，我们看着街头的人群，她忽然抓紧我的手说：“妈妈，我看见天要黑了，心里就会紧张。”

我一愣，刚才明明玩得很高兴嘛。

她又释然一笑：“哦，今天是星期六，我忘了。我怕作业做不完，明天会挨老师骂。还好明天是星期天耶!”

“你作业还有多少?”我忍着心疼问。

“还剩一篇作文，一张数学卷子。”她说：“还要写一个党的历史故事——你知道什么党的历史故事吗?”

我笑了笑。

“为什么要笑?”她狐疑地问。

“党的历史故事里可有一些不好的事哦。”我望着马路随口说道，想起了刚刚读完的李敦白自传——一个热忱的美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参加延安革命后的故事，怎么说呢，曲折人生啊。

“不好的故事不可以写的!”皮皮说。

我当然知道，但惊讶于她怎么会知道：“写了会怎样?”

“当然是各种可怕的结果!所有人都知道。还用说吗?”她看我的样子，一定觉得我无知透顶。

没有任何老师会这么警告孩子，但这才是让我心凉的原因。一个四年级的学生已经悟出了她环境中不言自明的规则，不管她听到的话音是多么温柔，她当即明了了话外之意，虽然还不能清晰描述它。有一天，也许很快，她就会像温顺的牛一样，对规则不加审视，本能地躲避不可言明的暗夜。说不定还会和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以此自得，甚至取笑那些敢于试图敲打这些规则的人们。

第二年，我把皮皮转到了这家国际学校。进学校之前，花白胡子的校长跟皮皮面谈。他看着皮皮的眼睛说：“我们的学校希望我们的学生都这样——”他挺起胸，“而不是这样——”他把胸佝下去。皮皮将信将疑地看着他，拼命抿住咧开的嘴。

过了不到一个月，她对我说了开头那句话——“妈妈，这个学校真是个快乐天堂!”

这个学期，她英文课的小组只有一个任务：集体上网搜索材料，把苏丹内战的前因后果说清楚。学期结束时，每个小组把本组的集体成就做成视频、海报和PPT，还要编成舞台剧，展示给家长们看。半年后我就看见她在舞台上扮演一个电视记者，大段大段地给大家讲苏丹内战的起因。这些作业，她都在学校完成。下午4点或者5点回到家里，就是吃个饭，玩一玩儿，和同学们上网聊聊闲事儿。

与此同时，她原来学校的同学们都在怀着戒心彼此打听：申请重点初中的个人简历要送到哪里去装订最炫?怎么才能再加一分两分?钢琴考过几级才算优秀?

又一个夏天的傍晚，皮皮和我坐在窗前吃冰激凌，忽然乐呵呵地一转头对我说：“妈妈，以前我一到天快黑的时候，就会很紧张……”这算是新时代的忆苦思甜吗?我高兴之余，居然生出一丝嫉妒。

覃里雯是作家，曾在媒体工作，主要撰写有关国际政治的文章，出版有《冷酷的新闻纸》、《思想的冒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