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之前发表过一篇报道，称美国National Center for Fair&Open Testing组织，通过调研与分析College Board提供的数据，得出了的这样的结论：
最富有的孩子的SAT平均考分比最贫穷的孩子的高出了约400分(此数据为老SAT2400制)：
随着申请者家庭在收入位阶中不断攀升，申请者的SAT成绩是稳步提高的。
家庭收入区间与SAT成绩的关系(老SAT2400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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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精英：一种世袭的贤能统治
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保罗•瑞安(Paul Ryan)赫赫有名，他表示，“我的一大忧虑”是，美国正在淡忘“英雄不问出身”这一说法。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国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的说法是，“机遇正在悄悄消失”。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认为，实现成功过程中的“每个元素”，“都正在侵蚀我们的国家”。前第一夫人、参议员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表示：“当然你不得不努力工作，当然你不得不承担责任”，“但是，对那些努力工作、承担责任的人士来讲，让他们觉得自己将来会实现美国梦，我们正将这一点正变得如此困难”。当我们讨论普通美国人跻身社会顶层的机会时，只在绝少事情上有一致意见的政治家们的看法听上去大同小异，这值得注意。
在英国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造出“贤能统治”(meritocracy)一词之前的1950年代，权力、成功和财富应该依据才干和勤奋而不是具有偶然性的出身来分配，这一提法有个别名叫美国。无疑，从参议院的议席到钢铁工业中的董事会会议室，美国总是有一些权贵家族存在。但在美国，人们也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更热切地持有这样的信念：只要具备才干、毅力和进取心，所有心怀希望的加入者都能跻身精英阶层。在贤能统治尚未成为事实之际，美国人就报以真正的愤怒，他们揣测，美国顶层社会那些人，如尼克•卡拉韦(Nick Carraway)所说，是“一群烂透的家伙”，连酒贩子盖茨比(Gatsby)都比他们那帮人加在一起要好。(编注：迈克尔•杨在其1958年发表的讽刺文章“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中首次运用“贤能统治”一词。尼克•卡拉韦和盖茨比均为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1925年出版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人物。)
今天的精英早已不是西卵(West Egg)的那群混蛋。相比昔日那群人，他们总的说来更有才干，受过更好的学校教育，工作更努力(所获薪酬之高也更令人难以置信)，也更勤于担负为人父母的责任。精英不是一个人单凭出身或关系就能轻易到达的位置;与此同时，人们普遍认为，成为精英越来越难。(编注：“西卵”是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虚构的位于纽约长岛的一个小镇，小说中的故事在这里展开。)
一些精英的自我繁衍是难以避免的;一如所有其他社会，美国的豪门子弟也受益于裙带关系。但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美国精英培养出的子女不但事业有成，而且认为他们理应取得这样的成功：他们比同一辈人更符合贤能统治的标准，于是也无愧于他们承袭的地位。这样的情形多过以往。
事情的两面
之所以会这样，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社会的各方面：人们乐意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金钱和时间;整齐划一的教育模式无法在全国范围强加;高校间在建造最舒适的设施方面存在竞争。很难对这些特性提出反对意见，即使人们有异议，也是束手无策。但总的来说，上述特性增加了富裕的父母将其优势传递给子女的机会。从长远来看，那可能改变这个国家运行的方式，改变它看待自己的方式;也可能改变其他地方的人们评判如下美国断言的方式，即美国是机遇之灯塔照耀的独一无二的国度。
造成上述改变的部分原因是，20世纪的美国女性获得了更多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更多女性在享受学术和职业上的成功，或至少展示出这样享受的早期迹象，这令那些将在事业上比翼齐飞的成年男女情侣更容易结合。自1960年至2005年间，拥有大学学位的男性与拥有大学学位的女性结婚的情形增加将近一倍，所占比例从25%提升到48%，并且这种改变没有任何反转的迹象。
平均而言，这种门当户对的婚姻模式似乎强化了将这些男女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特性。尽管人与人之间智力不同是基因在起作用，但这并非浅薄的基因决定论。人们往往会用他们自己和朋友所看重的东西激励自己的孩子。于是，因所受教育和社会地位相近而意气相投的人们通常会认定这些事情有重要价值，并在教育其子女的过程中，既有意为之也通过活生生的例子，就这些事情进行更多的言传身教——先天和后天的进程更有可能共同起作用。
受过大学教育的夫妇不但倾向于重视教育，还具备支付大学教育费用的经济实力。尽管长期以来预测美国孩子在校成绩的最佳指标是其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据其定义，这一因素在重要性方面遥遥领先——但财富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因素。斯坦福大学教授肖恩•里尔登(Sean Reardon)的研究显示，过去十年间父母收入与子女考试成绩之间的相关性日渐增加。
第一步，从娃娃抓起
另一个因素是家庭的稳定性。更富裕和受过更好教育的美国家庭倾向于结婚后再生养孩子，而且像大多数已婚男女一样，他们的家庭分裂的可能性远小于那些未婚男女的。他们的孩子各方面表现良好，与这一点有关联。
富裕家庭出身带来的教育优势在幼儿园里就表现得很明显了。那些惯于成功并渴望成功的家庭试图在幼儿园阶段就为孩子奠定成功的基石。在纽约的高端人群中，对私立幼儿园学位的争夺已经白热化到了荒谬的地步。教育咨询机构“私立教育咨询服务”(PEAS，编按：位于纽约)的联合创办人珍妮弗•布罗索斯特(Jennifer Brozost)建议，家长应申请八到十家幼儿园，要给其中的三家最好的写那种像情书一样的申请信，并应研究造访时如何给对方留下良好印象。一些父母还花钱让他们的孩子参加培训活动，这些活动会教导孩子如何取悦那些负责招生的工作人员。
一旦孩子进入到公立教育系统——大约90%的孩子都是如此——生活于富裕街区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美国通过房产税来为公立学校提供资金的政策是非比寻常的。各州对每位孩子的教育经费支出都有一个最低标准，但家长可以通过投票来决定缴纳更多地方税，以将这个标准提到最高，而且他们经常这样做。智囊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教育政策研究员迈克•麦克沙恩(Mike McShane)指出，对每位学生的资助水平高低不一，在一州之内最多能高出50%。
在那些征收了相当多房产税的城市，上述做法有时会令贫困学生比郊区富裕家庭的孩子得到更多资助。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相反的。结果是，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仅有三个发达国家对更富裕学生的教育投入多于贫穷学生，美国正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国家是土耳其和以色列)。而且不限于学校教育，在学校之外也有支出：在为其子女花钱参观博物馆、上音乐课和购买书籍等方面，富裕父母和贫穷父母之间的差距一直在加大(参见图2)。相当多学生能取得优秀的SAT成绩，在他们中间，培养额外技能具有重大意义。
亲代投资的机会延续到了高等教育领域，这其中的投资愈发昂贵(参见图3)，但回报也越来越丰厚。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大卫•奥托尔(David Autor)的研究表明：自1979年到2012年，父母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位数家庭与父母受过高中教育的中位数家庭之间收入差距的增幅，较占领媒体头条的最富有1%人群与其余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增幅快四倍，从30000美元上升到了58000美元。
那些有父母为其提供了良好校内、校外教育的孩子已经具备优势，但一些孩子还能从偏袒校友子女的机构那里获得额外的优势。据哈佛大学校报《哈佛深红》(The Harvard Crimson)的一项调查，去年进入哈佛的2023名学生中，有16%的学生，其父母中至少有一位是哈佛校友。哈佛表示，校友子女优待从来只是录取过程中当申请者其他方面水准相当时才会考虑的一个加分因素。然而，由于每17位申请者中只能有一位被录取，很多申请者水准相当是必然的。
所有这一切，加上长曲棍球
美国大多数研究型大学和文科学院都对校友子女给予优待;这种做法似乎普遍存在于稍次于顶尖大学的高校里。艾维迈思公司(Ivywise，编按：位于纽约的盈利性机构)提供有关儿童入读最好学校的咨询服务，其员工名册中包括数位负责过录取工作的前大学系主任。该公司创办人兼CEO凯瑟琳•科恩(Katherine Cohen)表示，宾夕法尼亚大学对校友子女尤其友好。虽然这是罕见的，但家长向特定学校慷慨捐赠以求为自家学术能力勉强的孩子换得录取机会的诸多故事依然不期而至。
建立捐赠基金时，大学之间彼此激烈竞争，这使得为校友提供这样的好处非常诱人。而且，对照顾校友子女，一种出于公益考虑的辩护意见认为：录取一名带100万美元捐赠的学生后，其捐赠能用来为其他许多学生提供经济上的补助。但在实践中，大学招生体系不是这样运作的。诚然，一些精英大学财力雄厚，足够发放相当多的经济补助，但对许多大学而言，那些能全额支付学费的人士依然处于这一商业模式的中心位置。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米切尔•史蒂文斯(Mitchell Stevens)曾在东北一所不知名的文科学院招生部门工作过一年，他发现，大学招生体系最青睐的申请者是那种能全额支付学费的学生;另外，正好能带出一支有知名度的运动队，但其学业记录也足够扎实，不至于耗用为那些智力水平最适于橄榄球队的学生保留的年度拨款，这样的申请者也是受到钟爱的。
优待校友子女，加上大学校园里推动种族多样化的长期努力，令关于“优势”的定义深奥费解。整个大学校园的男性人数偏低;非裔美国人并非如此，但依然能够从某些形式的平权行动中受益;而且，大学总是需要体育特长生。这种筛选机制令贫穷的白人和亚裔遭到不公正对待。尽管常春藤萌校都否认它们以招生配额来限制亚裔学生的数量——他们是SAT成绩最好的群体——但他们每年的被录取人数已从2008年的峰值跌落，此外，这一数字年复一年并在各高校之间奇怪地保持了一致性。作为一所完全以学术能力为依据招生的高校，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比其他精英院校的亚裔学生更多。同样，它也少很多令人畏惧的运动队。
到毕业时，众多美国未来的精英将进入律师事务所、银行和咨询公司工作，这类机构的起薪是最高的。凯洛格管理学院(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副教授劳伦•里维拉(Lauren Rivera)在其即将出版的新书中采访了这些领域中120名负责招聘的人士。她发现，虽然他们并没有着手招募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但他们的公司对读过著名大学和有过学校运动队经历(长曲棍球这种项目特别管用)的毕业生有一种强烈的偏爱。结果是，他们招入的毕业生囊括了各种肤色，但罕有什么人来自蓝领家庭。“当被要求挑选中意者的时候”，里维拉女士解释道，“我们往往会找我们自己这样的人”。(编注：凯洛格管理学院创办于1908年，隶属于美国西北大学，是全球顶级商学院之一;西北大学位于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市。)
类似事情也在一些美国最大公司的高管办公室里发生。随着计算机运用能力的提升和文书工作的自动化，工厂工人的工作和管理岗位的工作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从底层干起一步一步升到顶层从来就不是普遍情形，现在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哈佛商学院院长尼廷•诺里亚(Nitin Nohria)与同事的研究业已展示了20世纪下半叶企业精英背景的转变：原本对这些精英具有最重要影响的家庭网络和宗教信仰，已被MBA学位或商学院学习经历替代。这使得经理人员更加称职，但也意味着他们是一连串筛选的结果：他们是在经历学校、大学和工作岗位中的层层遴选之后，才得到其MBA学位的。
五十多年前，迈克尔•杨说，由他命名的贤能统治，在早期可能与古老的贵族制一样，就其自身而言是狭隘、有害的。在美国，一些左翼学者和思想家正得出类似的结论。当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拉妮•吉尼尔(Lani Guinier)怒斥起现在支配着美国的“考绩统治”(testocracy)时，她是在为很多人辩护。进步人士曾将学业考试视作一种打破老旧特权结构的方法;当下，人们愈发认为，学业考试的作用仅仅是有利于那些受过学校训练、善于在这样的考试中脱颖而出的人群。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右翼继承人对美国精英的自我繁衍忧心忡忡，但根本不希望动用政府来实现平等。左右双方都同意，个人优势和先辈传承的融合无间是与美国传统背道而驰的。但就可以做的事情，双方都还没有形成貌似合理的主张。
文章来源： SAT备考(satbeikao)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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